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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从长远看，他也不赞成无形修改是让宪法与时俱进的理想方案，他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67条作出解释，使之名正言顺。
又如，民营企业参与使用政府财政资金的项目时，有的地方立法曾要求民企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为结算依据，有的违反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迟延支付民营企业账款，在约定的付款方式之外以承兑汇票等形式延长付款期限。通过多种分配方式获得财产性收益亦应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
[2]民营经济的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可以笼统称为民营企业。在法律之下，地方和主管部门制定涉及民营经济的规范性文件要主动接受审查，杜绝逃避、违背、架空上位法的情形。在当前的民营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整内涵的必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从业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12]1999年修宪，在保留上述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增加对分配制度的规定，即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二，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既是地位资格的平等，也是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平等。与此同时，社会性给付遵行自由市场机制，容易忽略公共利益、加剧贫富差距。
相比之下，传统给付行政关注的是生存线以下的个体，相对忽视区域的发展利益、均衡利益，导致经济增长的果实大多落到了上层人士手中，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超级富豪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并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其本质要求之一，这对新时代行政给付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中国式扶贫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究给付行政理论的中国模式与创新，不仅可以理性审视传统给付行政理论之局限性，亦有利于重塑契合中国实际的给付行政制度体系，并提升其法治化建设水平。发展的两种规范内涵，分别对应着发展与给付的两种逻辑关系：其一是发展作为实现给付的手段，其二是发展作为给付所欲实现的目标。
（3）处于发展不充分状态的区域，如中西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水平等相对滞后的区域。与西方相比，中国扶贫给付的共享利益保障理念更明确，范围也更广，对于是否有发展成果和如何分配发展成果两个问题的应对，几乎是同步的。
如果遇有需要维护公共利益，而社会机制无法应对之情形，行政机关会通过承担担保责任等方式，确保贫困者的受益切实到位。当然，也有例外情形，如高校对贫困生予以学费、生活费的支持，往往就以直接给付的方式进行。中国扶贫活动需要实现一次质的飞跃，从致力于保障与增进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利益的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迈向解决区域、个体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贫困治理的政治要求为行政法治提出了重要命题。
发展型给付即通过发展的方式实施给付，给付的内容包括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二、发展型给付：中国扶贫活动的基础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发展型给付与共享型给付，共同实现了对给付行政法治的创新再造：确立了更多更公平的共享给付原则，衍化出覆盖生存、发展和共享利益保障的给付模式，衍生出积极作为的最佳给付行政职能。在共享发展理念之下，行政机关的给付既要满足合法行政的要求，又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实现最佳给付。
弱势群体的存在会将社会经济利益、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等情况集中放大。例如，德国基本法第3条规定了平等原则，相应地，政府具体给付职责之确立，无论依据法律规范还是社会政策，均遵循不平等条件下的更多平等原则，以尽量缩小和弥补不平等所造成的差距，加大更具普遍性的利益供给。
不惟如此，中国扶贫发展出了可持续给付的创新形式，产生了作为给付标的的新财产，即不局限于有体物之新型财产形态，如就业机会、专营特许、公共资源使用权、政府创造的福利等，均可视为对公民发展利益的直接性给付。在扶贫实践中，将哪些事项开放给社会力量介入，如何监督社会主体的给付行为，当社会主体不作为或不当给付时，如何担保扶贫给付目标的实现等，都是由行政权决定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就是共享型给付国家义务的具体体现之一。这必然要求我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西方给付行政中的福利供给，往往沦为党派斗争之工具、民主选举之手段，并非纯粹为了公民的发展利益。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扶贫的基础逻辑建立在以发展促人权的面向上，在给付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形成了超越生存照顾的发展型给付。毋庸讳言，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给付限度，但国家仍有义务通过发展不断累积给付资源，并对给付资源予以合理化配置。
基于社会平衡和正义理念，共同体的成员理应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与资源。由于国家给付预设着国家的收入，需考虑竞争性的请求权和公共财政状态的利益，故这种平等须以国家财力为限，给付资源完全依赖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国家更倾向于通过维护市场交往中的地位平等与机会正义，实现给付行政。
为保证给付责任的承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避免过大的裁量权造成权力滥用或懈怠，扶贫活动中行政履职的规范依据、协同机制和监督机制分别得以确立。中国扶贫给付通过结合各项举措，有效衔接了个体性给付与集体性给付，能够实现对同一对象的双重授益。
（三）发展型给付的理论构成1.以政府财政与社会资本为给付资源西方给付行政在对给付之公共品的认定上时常发生争议，也会遇到如何应付个人的自然倾向，以让福利待遇不要被过度提供，以及让人相信个人付出的必要性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更多更公平的共享所遵循的分配正义绝非平均主义，亦非劫富济贫，而是通过机会平等、按劳分配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协调联动，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佳配置供给。
基于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不可截然分开的现实，中国扶贫活动中的生存照顾，在保障个体的生存利益之外，还附带一定的发展利益保障。集体性给付通常需要国家担当保障者角色，通过对私人间公平良好交往环境的维护，实现对相对人的间接给付，通过集体性给付间接产生有利于具体相对人生存、发展与利益共享的效果。（五）给付方式的革新：从个体性、一次性给付到多元给付中国式扶贫给付创造出了更为灵活多元的给付方式，有效缓解了资源有限性与给付必要性之间的冲突。前者重视社会建设层面的物质与机会供给，强调保障整体扶贫事业给付资源数量的增长，可以提供持续性发展利益。
发展型给付是先确定权利主体范围，后决定采用直接或间接给付手段，共享型给付则是先发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度性问题，以及无法获得平等受益的公民个体和群体，再以制度性保障措施纠正社会不公平状态，实现公民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上的平等受益。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目标的实现，为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优越性，应当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社会主义中国跳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消除贫富差距问题上遭遇的困境，为给付行政注入了共享内涵。中国扶贫活动的生存权保障、以发展促人权和共享发展成果三个面向，分别对应着国家对公民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共享利益的保障义务，这既遵循着传统给付行政理论框架的精义，又为现代给付行政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生动诠释了实践对理论发展的推动。
再次，给付对象并非全覆盖，而是取决于社会共同体中资源提供者和受领者双方的参与程度和接纳程度。在中国扶贫实践中，作为给付核心要素的生存照顾表现特殊：一是围绕生存权保障所产生的国家义务，与给付行政理论中的生存照顾相契合。
于个体而言，扶助内容表现为资质授予、就业促进等利益。正是通过区域发展等整体性发展与个体民生保障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扶贫实现了以整体性发展利益与个体生存、发展利益，以及这二者的相互促进为内容的给付。一、契合与超越给付行政理论的中国式扶贫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转载时烦请注明转自《法学研究》公众号字样。
例如，我国宪法第46条第2款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与此同时，生存照顾的对象亦有所扩张，所有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地区均为给付对象。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扶贫的具体实践中，区分对具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的扶助与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力的贫困人口的扶助，力求精准扶贫，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
国家与政府的作为义务，不仅包括向绝对贫困者供给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也包括对相对贫困者予以扶助，以应对贫富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的难题。在仅依靠行政给付与完全放任社会给付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动态的平衡点，乃是中国扶贫给付自始至终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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